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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印象——胡金海回忆录》
上接《薛锡祥的语言美（1）》
一.薛锡祥的语言美（2）
我认识薛锡祥的爱人黄燕玲，她是上海人，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现东华大学）毕业。文革后分配在杭州丝绸局工作，和当时在杭州当兵的薛锡祥喜结良缘。薛锡祥调南京工作，黄燕玲在杭州未动。可谓“处处没家处处家”，家具分散在上海、杭州、南京三地，30多岁还在过着分居的生活。我想，薛锡祥调动的思想工作靠我去做是没有把握的，如果由黄燕玲去做，是一定会成功的。我没向学校报告薛锡祥不愿来的情况，只是说南空后勤部那边要做工作，不能太急。
黄燕玲得知政治学院要薛锡祥的消息，果然非常高兴，急忙让她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的弟弟来找我：要我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拖住，薛锡祥工作是一定会很快做通的。
果然是爱情的力量大。不久，老薛到上海来找我了，没再说南空后勤部领导不同意，而是说他没当过政工教员，有点担心讲不好政工课。我说：政工教研室准备建一个文化工作教学组，已物色了几个人，他来后，我们就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组，我还说，我将建议领导让他来领导这个教学组。老薛连连表示：这里的局面是你打开的，你是学科带头人，我来一定支持你。
老薛是个言行一致的忠厚之人。从年龄讲，他是老大哥，从职务讲，他始终比我高两级以上。他当指导员时，我才刚参军。但他一到政院，就多次主动向教研室领导建议：让我担任即将成立的文化工作教学组的组长。以后二十年中，一直到退休，他始终坚定不移支持我在教学中牵头。
 1985年薛锡祥调入空军政治学院。随后他爱人黄燕玲也随军调上海，“回到老家干革命”，分居多年的家庭实现团圆了。
政工教研室先后又来了吴光宇、谈卫星、冯林景三位教员。吴光宇是原福空文工团男低音歌唱演员。谈卫星是在上海学过室内装饰后参军的，曾多次参加军内大型展览会设计和制作，并为政治学院完成了图书馆大厅设计和蓝天宾馆大堂的设计。冯林景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系，她发表的表现红军长征过草地写实主义油画曾在军内引起一定震动，有个老艺术家撰文批评她的写实主义油画有“渲染战争苦难”倾向，反使作品更加出名了。加上我和老薛，最初由我们五个人，在政工教研室中组成了文化工作教学组。组内大体分工是：我讲军队文化工作的作用地位等概论，我和吴光宇共讲音乐和晚会，薛锡祥讲文学，谈卫星和冯林景共讲美术。以后，讲音乐和晚会又来了李大成和赵丽，讲美术又来了徐贤佩和丁设。这是后话，后面再表。
把文化工作当作政工干部一门独立的必修课，空军政治学院可能是全军最早这样做的院校。当年方国平等写的《琴棋书画入课来——空军政治学院把文化工作课作为政工干部必修课》报道在《解放军报》头版右头条刊登出来，军报左头条为这报道写了评论员文章《让欢歌笑语满军营》。
课程立起来后，要成熟还有个磨合的过程。我们开始是学地方高校艺术教育的路子，买了各种地方大学的艺术教育教材来进行备课。音乐学院的视唱教材、美术学院的美术欣赏教材、中文系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各种美学理论教材，都成了我们教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我们只有几个人，却是把地方几种大学的教学内容“眉毛胡子一把抓”。
薛锡祥刚开始讲课，是从文学理论方面进入的。但不久我们发现，哲学教研室也在讲美学。一些来听我们课的领导同志对理论问题特别有研究，总要强调讲清什么是唯物主义文艺观、什么是唯心主义文艺观。善于形象思维的老薛被有的领导同志说得有点缩手缩脚，讲课受到了拘束。
为使政工教研室的教学和政治理论教研室的教学有区别，我们反复研究后决定，我们让路。把艺术理论全部让给政理教研室喜欢讲哲学、美学的教员去讲。我们政工教员专讲文化工作的实践。我们在文化工作教学中提出：基层政工干部要动手，文化工作要学“六会”。“六会”内容表述先后有些调整，大体是：会指挥唱歌、会即兴演讲、会出黑板报、会组织晚会、会组织竞赛、会一两项其他文艺技能。把教学转到文化工作的实践上，我们教研室教员的特长全发挥出来了。
老薛不再去泛泛讲“艺术本质”“艺术特性”等理论问题，而是专讲“部队基层实用演讲”这个课题。一是课程内容贴近了部队基层的需要，另外也把老薛善于从部队基层需要出发、善于用基层官兵喜爱的语言来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特长彻底发挥出来了。
搞好部队基层实用演讲，空话和套话是不受欢迎的，最需要用最鲜明生动准确的语言，一针见血把问题讲得恰到好处。老薛在这方面有很多积累。他通过讲授“部队基层实用演讲”课题，更是把部队基层演讲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吃透了。部队基层各种实用演讲的精彩案例，他可随心所欲地信手拈来，全军难找出第二个能像他这样贴近部队基层研究实用演讲的教员。
刚开始时，还有个别领导说：薛锡祥的普通话好像有问题，有些话听不大明白。我们集体会诊后发现，薛锡祥讲课虽稍稍有点安徽口音，但绝对是可以听懂的。偶然会发生“有些话听不大明白”，原因在于薛锡祥讲课，语言太精彩。他讲课中经常使用类似《红楼梦》中的描述语言。这种精彩的语言，就是让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来读，文化程度低的人也会听不明白。原因弄清了，就可正确解决。我们建议老薛放慢讲课速度，手里拿一支粉笔，讲到最精彩之处，把精彩语言写上黑板。举例，如果讲到“生命放飞”，“放飞”二字就属精彩语言，应该写上黑板。否则说“生命放飞”，文化程度低的人半天想不明白，文化程度高的人也可能在想“生命芳菲”，也会产生“听不大明白”。这样精彩的语言只有写出来，大家看到具体的字，才会对老薛所讲的内容恍然大悟、拍案叫绝。以后，老薛讲 课就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一面讲课，一面在黑板上缓缓而书。每堂课下来。黑板上写满了精彩语言。
现在报纸上，对薛锡祥的歌词和诗歌有很多评论，一般都尊称他为诗人或歌词作家。我认为，写诗写歌词只是他语言才华一个方面的表现，在电视专题片剧本的撰写方面、在军营生活演讲稿的撰写方面，他也出类拔萃、无与伦比。他能娴熟地运用中文语言来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特别是他的语言能贴近基层官兵的情感，他能用最美的语言去恰如其分地打动人心。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空军政治学院文化工作就形成三个拳头产品：一是集体歌咏、二是黑板报、三是演讲。我院歌咏竞赛拿不到三等奖的学员队，到附近高校参加共建单位歌咏比赛，一般都会拿到一等奖。我院黑板报在五角场展出，附近高校的黑板都不愿拿来放一起展出，怕水平悬殊太大，很难堪。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看了我院黑板报，指示放到外滩去搞专门展览，让上海宣传系统都来看。而我院的演讲，则在军内、上海市和全国也很有名气，各种演讲比赛，只要我院组队去参加，总是能满载而归。
老薛在提高我院学员演讲水平方面，发挥的指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直到今天，当年在老薛指导下制定的学员队“课前五分钟”小演讲比赛制度，在一些学员队还保持着。他到政治学院后，代表学院出赛的演讲稿，大多经过他加工提高。只要经过他修改的演讲稿，队员在演讲时都会感到有种内在的打动人的力量，充满了获奖的信心。参赛若拿不到金奖而拿了银奖，队员往往会感到对不起薛老师。
薛锡祥到政治学院后，在北京总部机关最有影响的，是他写电视专题片剧本的名声。南空和空军经常来借他写专题片剧本，总后勤部多次请他写全军绿化工作汇报片、全军营房工作汇报片、全军生产建设汇报片、全军医疗卫生汇报片等。他写的多集电视专题片，不仅是向军委首长的汇报片，不少还在中央电视台连播，取得很好的播出效果。发展到后来连总参重要的军事演习电视汇报片也来邀请他执笔撰稿。他说不懂军事训练方面的事，怕写不好。但总参还是点名要他去执笔，并给他配备懂军事的干部当顾问，给他讲解。上级机关需要的，就是他表述电视内容那种鲜明生动活泼的语言。
这里我还想讲个薛锡祥评高级职称的故事。有一年鉴于薛锡祥全面表现，政工教研室又报他评政工副教授职称。由于空军政治学院大规模引进各方面人才，教员学历上升非常快。大专学历教员基本绝迹，本科学历嫌不够，硕士学历提拔副高职才是合适学历。而老薛经常被机关借去完成突击任务，根本没机会上学补学历。他的学历一直是参军前的高中。在各教研室上报提副高职人员平衡中，高中学历基本无法参加竞争。通过院内很多领导同志对他关心、为他说话，这次老薛总算在院内通过上报空军机关了。不巧这年空军也开始强调学历，空军干部部要求：凡大专学历教员报副高职，要参加统一组织的答辩，在全空军范围进行差额选拔。老薛大专学历还不到，至少要到空军去差额选拔一下。这时正好总后要薛锡祥去写全军绿化工作汇报片。是准备答辩？还是去写剧本？大家给老薛出点子，要他去写剧本。答辩日子快到了，汇报片也进行到关键处，老薛向总后有关部门领导提出：能不能请几天假，要去参加空军副高职差额选拔。汇报片写的是小平同志连续十年亲自栽树后，全军绿化工作新面貌，片子是要赶时间给小平同志看的，哪能容许为这点“小事”请假误工？有关部门领导立即给空军有关领导打电话，告诉他们薛锡祥在参加重要任务，无法来答辩了。等老薛完成任务回上海，空军命令也来了。那年空军政治学院报高职总人数18名，批准数13名；为此，空军干部部有一点说明：政治学院计划批准数为12名，批准的第13名薛锡祥，未计政治学院计划内。
这件事有点偶然因素，但也有许多必然因素。正是他有了孜孜不倦学习语言的精神，必然会培养起自己高水平语言把握和表达能力。正是有了那种高水平语言把握和表达的能力，必然会有机会参加一些重要写作任务。正因为重要写作任务并不是靠有学历的人就能完成的，必然会选拔一些有实际写作能力的人来写。正因为我军高级机关中有一批看重实际写作能力的领导人，必然会给一些没有学历而有写作实际能力的人创造成功机会……总之，历史必然会给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机遇。
薛锡祥2005年退休。退休时职称还是副教授，他始终未参评正教授。退休后他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总不参评正教授，所以我也一直不好意思去参评正教授。”说这话，也许是薛锡祥在抬举我，表现了他一贯稳重谦让的品质。我的看法是，如组织上需要提拔你，是会来找你的；没人找，那当副教授也可知足长乐。或许真是我不参评教授的消极态度对老薛产生了消极影响，但这里我想对老薛说：我们不后悔我们的选择！在职称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是什么耻辱，而是一种光荣！副教授和正教授，都是干到六十岁。当别人正陷入追逐职称痛苦时，我们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好啊！报评教授，过去我一次没去过，未来我也不会去一次。
教授只是一种待遇。评上教授只是表示得到了这种待遇，并不能等同一个人的奉献和创造。这里我要说一句：在政治学院历史上，教授有的是，而薛锡祥只有一个，并且永远只有一个！
有些大学领导感叹：办大学，大楼易造，大师难找。什么是大师？说句大实话：大师就是蚂蚁。站起来，一个蚂蚁找不到；蹲下去，哪里都可找到。
历史上有几个大师受过高贵礼遇？李白差点被判罪、杜甫死于流浪、曹雪芹写《红楼梦》只能出手抄本……。古代这样，近代也这样：鲁迅在北京只有讲师职称、在上海经常受各种文人围攻，陈独秀坐牢了，瞿秋白被杀了，李淑同当和尚了……。外国大师也不见得好多少？马克思写《资本论》获得的稿费比他写《资本论》喝掉的咖啡钱还少、梵高生前油画作品卖也卖不出去、舒伯特《摇篮曲》只换一盘土豆、托尔斯泰在孤独中饥寒而死……。就是被当代中国人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的老舍、侯宝林、赵树理等，他们生前周围有几个人把他们当大师在尊崇？只是他们离去后，人们感到了某种空缺，于是偶然感叹一下：归来呀，大师！
在政治学院历史上，薛锡祥就是一位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这样的大师，过去政治学院只有他一个！将来什么时候会再产生第二个？这只能让历史来回答……
感谢生活曾经给政治学院创造了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薛锡祥刚到政治学院，他作词的市民《“七不”文明歌》，以精美的语言和精巧的表达，宣传上海市长对上海市民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被上海电视台确定为宣传歌曲，天天在上海电视台各频道循环播出。上海人从此开始注意到政治学院有个作词的薛锡祥。未来哪一年，政治学院还会有一人写出一首歌，每天能在上海电视台各频道循环演唱几十次？
感谢生活给政治学院创造了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薛锡祥写了三首歌词参加全国第八届体育运动大会歌词征集。专家从掩盖作者姓名的4000首歌词中筛选出20首，对上姓名一看，薛锡祥写的三首竟然都被选上。全国作曲家又为20首歌词谱了曲，掩盖作者姓名让专家筛选出10首为八运会会歌候选歌曲。对上姓名一看，薛锡祥作词写的三首还在其中。最后这10首候选歌曲放在电视上反复播出，让专家、群众、领导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薛锡祥创作歌词的《生命的放飞》，获得三方面共同最高评价，无可争辩地被选为全国八运会会歌。而他写的另外两首歌曲《一千遍一万遍》和《我会再来》，也排在了最受欢迎体育歌曲的前五位。真是一个奇迹！全国那样多的作家，包括阎肃这样十多年包揽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解说词写作的大手笔作家都参加了八运会会歌创作的竞争，但没有一人能有两首歌词进入十首候选歌曲，全国唯独薛锡祥一人独揽三首歌词。未来哪一年，政治学院还会出现一个能用语言创造这种奇迹的作者？
感谢生活给政治学院创造了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薛锡祥是能把一句士兵语言传遍全国、并转变成全中国人激情象征的语言大师！生命的放飞，体育运动让生命解放了，奔放了，飞扬了，飞翔了！多少人在惊诧：用“放飞”来形容体育运动大会，真是太精彩了！多少人在问：这中国语言的最新动词，是怎样被作者创造和提炼出来的？其实，“放飞”是薛锡祥在当新兵时就掌握的机场军用术语。薛锡祥当兵就在机场。曾担任过机场中的连队指导员。在机场中，飞行教练员经常说的“放飞”，就是放手让飞行员单独去飞行，也称为“放单飞”。地勤人员经常说的“放飞”，就是把加油后的战鹰又拉放到起飞线上准备起飞。警卫连队让战士单独上岗执勤也称为“放飞”，官兵中甚至把周末假日上街都可称为“放飞”。老薛年轻的时候就写过“我带战鹰去放飞”等充满机场士兵气息的短诗。这种士兵特殊的语言通过语言大师点石成金，在特殊时刻爆发出了如此特殊的魅力！未来哪一年，政治学院还会出现一个能为士兵语言创造这种奇迹的人？
感谢生活给政治学院创造了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1999年薛锡祥作词 的歌曲《我们的中国》，在亚洲音乐节上荣膺了“十大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歌曲奖”三项大奖；2001年上海电视台为薛锡祥举办歌词作品专场演唱会，全国许多著名歌星都赶来演唱薛锡祥作品；2003年东方电视台为薛锡祥举诗歌朗诵专场晚会，连孙道临这样电影界泰斗明星都亲自参加朗诵薛锡祥作品；薛锡祥创作歌词的《大地之魂》和《花满人间》两首歌曲先后被评为全国第三届农运会会歌、第四届中国花博会会歌；薛锡祥填词的《红旗颂》歌曲被选进中学生音乐教材，成为当今中国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未来哪一年，政治学院还会出现一个在全国、甚至在亚洲范围内能取得如此大影响的教员？
感谢生活给政治学院创造了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这里我完全没有贬低薛锡祥的意思，他可能是政治学院历史上最后一位以高中学历进入高级职称队伍的教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报道：政治学院提升高级职称的教员学历都达到了本科以上。但是，却出了这样一起例外，还提升了薛锡祥这样一位高中学历的教员进入高级职称队伍。物以稀为贵，在硕士已成普通学历，博士、博士后也已屡见不鲜的政治学院高级职称教员队伍中，有一位高中学历教员竟然还能顽强地生长出来，多么珍贵，凭的正是真才实学！二十多年前，政治学院从吉林大学引进“全军第一个文科博士”张曙光时，一些人激动啊：我们有了博士“鸡”，将来可生博士“蛋”啦！当时，我在教研室说：“世界上第一个博士是谁培养的？培养第一个博士的教员，一定是个伟大的教员！”现在，我还补充说一句：“最后一位用高中学历进入政治学院高级职称队伍的教员，也是一位伟大的教员！”在薛锡祥之后，未来哪一年，政治学院还会再生长出一位高中学历的高级职称教员呢？
（2006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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