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续《回忆<战上海>作者柳特(1)》

回忆《战上海》作者柳特（2）

胡金海

2010年春节在家，我找出自己1980年时的笔记重新阅读，又想起柳特一些往事。现把我《1980年创作》本中几个页面扫描出来，再记录一些相关回忆。

第76页歌曲《朋友和小偷》：

这歌写于1980年9月上旬。是根据柳特在南空文工团一次大会上的讲话观点写的。柳特当时说：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当面说你好话的人，也会遇到不少当面和你争论的人。他强调：当面说你优点的人，这些人是小偷，他们会把你的优点偷走！当面说你缺点的人，这些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后来到文化部工作听说，柳特在机关中，有些下级不敢和他说话。谁当面说他好话，他会说“别当马屁精！”有人认为一些走形式的事向他汇报，他常会认真地提很多不同看法。这也许是有才华的人的性格表现，但也是有才华的人往往遭孤立的重要原因。

柳特在文工团大会讲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朋友观”，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候文工团员参加学习开会很多，经常一天生活内容就是开几个会。为练习写歌，我常把自己参加学习和开会体会编成歌曲。根据柳特的讲话，我写了这首《朋友和小偷》。按今天说法，这首歌词是柳特创意、胡金海编词。但为不引起“拍马屁”误解，我只写胡金海词曲，当时也没拿出来在文工团唱过。

第77页歌曲《交给了我》：

这首歌我特别标上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夜作，因为在这一天，我得知柳特要离休的消息。

那天柳特部长离开文工团时，我也到文工团门口送他。他看见我，和我对视了约有半秒钟。得知他要离休消息我很意外：他怎么会有那样老，他怎么会到了离休年龄，他有多少雄心壮志才刚开始做啊？就在我和他目光接触一刹那，我感觉自己眼泪要掉下来了。

但我没当他面掉泪，我知道柳特不喜欢别人用眼泪来送他。他当时正式向南空政治部领导写了份遗嘱，上面有句话是：我去世后的追悼会，不要南空文工团任何人参加。他不仅这样写，还把他遗嘱拿到文工团大会上给大家读了。在我目光和他目光碰在一起时，我感到他目光那样深沉，目光深处闪烁着坚强的光芒。

他没和我说任何话。文工团有很多领导在送他，我作为一个基层演员，只能站在后面，没资格上前和他握手言别。我看他目光很快转向别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温情脉脉的表情，永远像个高傲的斗士那样，倔强而不可侵犯！但我能感觉到，在他和我目光接触一刹那，他似乎在用眼睛和我说：今后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我牢牢记住了他那一刹那目光的含义！当夜，我用《交给了我》这首歌曲，记下了那天这个深刻记忆，用歌曲凝聚那一刹那千头万绪的感触！

文工团的人几乎都能意识，柳特这种性格在上级机关中是会有争议的。如当时我这首歌在歌名中指名道姓说“献给柳特”，不仅将会带来对我的嘲笑，也会带来对他的嘲笑。他指导我写歌时曾说：你的歌是唱祖国统一，把歌中邓丽君名字改成台湾姑娘，你这歌也可以唱。我心底默默记住这歌是献给柳特的，标上写歌日期是要记住他那深沉的目光，而歌名中没写他名字。

这首歌我曾在多种场合演唱过。演唱前，我的报幕词是：“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首献给革命老前辈的歌——《交给了我》”。当时，不少战功卓绝的老同志纷纷离休，我为部队唱这首歌常受欢迎。我想，这是因为歌曲中包含着那种“人人心中所有，别人歌中所无”的真情。1991年我用手风琴自拉自唱这首歌，参加空军业余调演，获得了空军政治部颁发的优秀节目三等奖（附奖状扫描件）。获奖，并不是唱歌最重要的出发点，唱歌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表达内心感情。这里附录一下奖状，只是作为感情表达的一个旁证。

我记忆中是柳特调我去文化部工作的，今天查笔记才想起，柳特是1980年9月离休的，而我是1981年3月才接到从文工团调文化部工作的调令，当时南空的文化部长已是陈进。从没有人向我正式说明我调文化部原因，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柳特推荐的。我未向柳特问过此事，也没向他表示过感谢。当时任何人工作调动，理由只一句话：因工作需要。用古语形容，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如今柳特去世已多年，我也即将退休。不用再顾虑有人说我和他有什么私人关系。我写出这些回忆想告诉后人，我们那时军队政治干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既没金钱物质来往，也不存在跑官要官。我们靠精神交流方式，在为部队事业发展奋斗过程中寻找共同志向和感情共鸣，建立心灵沟通，去共同贡献自己的才华。现在，我把《交给了我》这首歌中包含的真情实意记录出来，既是为了纪念柳特，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我《1980年创作》本的第80页至第82页，是四首标着“柳特词，胡金海曲”的歌曲：

这四首歌曲，谱曲于1980年9月至10月。

回忆我拿到柳特这几首诗时间，大约是在1980年七八月间。那年夏天，柳特常来雍园六号，我记得他是直接在抓文工团《霜天红叶》歌剧创作。他偶然下到我宿舍来坐，随手就把他当时写的诗稿留给我了。他没说这些诗是歌词，更没说要我谱曲。我认为，奇文共欣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他或许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诫我，别把写诗看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谁想写，谁都能随心所欲写出诗来。当然我还是很感动，毕竟是部长把我当诗词创作方面交流的朋友了。

南空文工团当时专业作曲人员不缺，除团长姚世奇、副团长辛勤是搞音乐出身，经常作曲，专业搞作曲人员还有朱正标（空政歌舞团作曲家朱正本的弟弟）、何国亮、霍五永等，当时为给《霜天红叶》歌剧作曲，还从空政歌剧团借来了姜春阳（歌剧《江姐》作曲者）、南空后勤部宣传科借来孟庆云（后调空政歌舞团当专业作曲）等。柳特如想为自己的诗谱曲，他一开口，谱曲这事儿便会被专业作曲人员做掉。

在得知柳特离休消息后，我想到了要把柳特给我的这四首诗稿谱成歌曲，并自己进行演唱录音。我是个只会唱唱歌的文工团员，没其他什么权力和能力。在1980年9月至10月间，我把他这四首诗谱成了歌曲，请歌队汤歌用钢琴伴奏，自己进行了演唱录音。这样做，仅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感情。

在为柳特诗谱曲时，我仔细阅读这几首诗，隐约感到柳特赠我这些诗，或许是有一定含义的。

第一首《老虎和牛犊》，柳特诗写道：

人说牛犊不怕虎，

留下美名传千古。

老虎听了哈哈笑，

牛犊只能送进我的肚。

我感觉，柳特可能是要用这首诗告诫我：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年纪轻，有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真正的老虎面前，牛犊用这种精神对付老虎，只能是送死。我在文工团是和一些领导顶撞过，但我遇到的领导都没虎狼之心。他们批评我，但最后都动爱才惜才之心，还继续用我。将来如遇到真正老虎，我还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战术，将会落得给老虎当点心的下场。

第二首《变色龙》，柳特写道：

我也是条龙，

身曲心机通。

借得阳光放异彩，

步步腾云空。

我感觉，柳特可能是用这首诗提醒我：一是自己不要投机，不要立场变来变去，为了升官去当变色龙；二是要防止身边有变色龙，他们往往会当面说一套，背后说另外一套，今天说这一套，明天说另外一套。要警惕这种“借得阳光放异彩”的变色龙。

第三首《猫头鹰的歌》，柳特写道：

那偷牛偷羊的鹰，

它受到人们赞颂，

我除害灭鼠的鹰，

却落个坏名声。

呜呼，呜呼，呜呼，

你自己命短怪我笑，

不公平，不公平！

诗中“偷牛偷羊的鹰”，指的就是高原上的雄鹰，这些雄鹰，常以偷食牧民饲养的小动物为生。但雄鹰在人类作品中经常受到赞颂，而真正对人们生活有益的猫头鹰，却在人类作品中经常受到诅咒，认为是凶兆之鸟，传说听到猫头鹰像笑一样的叫声人就会死亡。柳特在诗中认为，这对猫头鹰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他诗中虽是在说猫头鹰，但我感觉他或许要提醒年轻人，不要期待世界上的事情都会很公平，就是做了有益的事情，也不要去期待人们会歌颂你。

第四首《你为什么只会要钱》，柳特写道：

美神赐给你一张迷人的脸

星星赐给你一堆迷人的眼。

昙花似的一笑使我心醉，

露珠般的泪把我的灵魂滴穿。

啊，你这二十世纪的西施，

啊，你这人世间的天仙！

我愿把一切全都献给你，

为你一死是我的心愿。

但你为什么伸出白嫩的小手，

只会要钱，要钱，要钱？

这首诗，很像当时流行的通俗情歌的歌词。但仔细读了后会发现，这完全不是情歌，我认为柳特是借情歌外壳，在批判当时已开始出现的拜金主义思潮。诗前面所有对情人的赞颂，只是为了后面“你为什么只会要钱”这个问题做铺垫。纵然你有千好万好，当你伸出了那只拜金主义的小手，把一切美好都给破坏了。前面所有的歌颂语词，在后面这一问的反击下，顷刻土崩瓦解，成为一种辛辣讽刺。我在为这首诗谱曲的时候，也故意模仿了当时流行歌曲大量使用切分音符的曲调风格，演唱的时候，实际上是充满讽刺意味的。

这些歌曲谱写，都是1980年的事。想不到2010年春节，我这段回忆会重新想起来。柳特写《战上海》，是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八一电影制片厂1959年国庆前把电影赶拍出来在全国放映，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现国庆六十周年也已过去，柳特和《战上海》都快被人们淡忘了。我想趁我记忆恢复，赶快把对柳特的印象速写下来。这个春节较空如还不写，或许我永远不会再写了。

本文写到上面，原本已结束。但我又翻到了一篇我对柳特的采访稿。不得不再补充写一些内容。

我最后一次接触柳特，是1982年“八一”前夕。当时他刚完成电影剧本《宣传队长》写作，我遵照陈进部长安排，为离休在家的柳特老部长写一篇采访稿，做一下宣传。这篇采访稿，在《文学报》上刊登了很小一块篇幅，但我那次采访收获是很大的。我不仅了解了柳特革命经历，还听他介绍了因写《战上海》电影遭受的磨难。下面把我的采访情况也回忆记录下来。因年代已久，我的记忆或许有错，肯定还有很不完整之处，欢迎其他南空战友进行纠正和补充。

柳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曾任八路军武工队的宣传班长。解放战争中任解放军的文工队长，新中国建立之后曾任文工团长、文化部长等职。

他的电影剧本《宣传队长》，根据长期从事军队文化工作的生活积累而创作。电影剧本通过讲述一个八路军宣传队长的五个故事，反映了抗战爆发到胜利八年抗战期间的历史画卷。在气势磅礴的战争描述中，细腻表现了我军指战员之间、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和敌人斗智斗勇、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

柳特认为，他的《宣传队长》是“站在今天写昨天战争”的文学创作新尝试，在写作技巧上要超过他写的《战上海》。这是柳特在离休后写的第二个剧本，他离休后写的第一个剧本是《将军志》，刊登在1981年《剧本》杂志上。

在采访中，他还谈到了《战上海》剧本创作。《战上海》电影剧本是柳特在五十年代写的，发表时他用了笔名群立。他认为，《战上海》作为电影剧本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解放上海战役政治上的复杂性，比较逼真地反映了敌方复杂心态，和垂死挣扎到最后彻底失败的经过。柳特为逼真地表现敌人狡猾和残忍，他对当时敌方人员原型人物各种材料进行了仔细搜集和剖析。《战上海》电影中敌方主要人物汤云甫、刘义、邵壮、韩军长、屠局长、巴队长、美国将军等个个心态不同，在剧情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物各自展示出不同性格特征。这和柳特创作前仔细搜集分析这些原型人物材料是相关的。

为搜集敌方人物材料，柳特“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巨大冤屈。1966年，在江青某次讲话批判一大批电影（包括《战上海》）后，林彪在南空死党为达到他们全面夺取南空权力的目的，通过造反派抄家方式，从柳特家中翻到柳特写《战上海》时为分析敌方人员心理状态从相关档案中抄录的材料，他们把这些材料诬陷为是柳特自己写的《反动日记》，以“反革命罪”判了柳特八年徒刑，并由此株连南空司令员聂凤智和南空参谋长顾前等，制造了一连串冤案。

柳特被判刑后，投入当时由林彪在上海的死党王维国控制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获平反昭雪，在监狱中过了四年零三个月。

谈到《战上海》电影创作时，柳特说：电影基本情节有出处，是符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的。但这是个故事片，不是解放上海战役的历史记录片。电影中人物都是艺术典型人物，解放上海我军有十个军，电影中不可能写十个军长，写方军长不等于写聂凤智，在方军长形象中也含有我军其他高级指挥员形象。写苏州河桥战斗牺牲烈士也是艺术典型，当中也包含我军高桥战斗牺牲烈士的英勇精神。在故事片中只能以少写多，屏幕上出现的人物总是少的，有代表性的。因是艺术典型人物，电影中敌我双方都没用真实姓名。但柳特认为，他当时写《战上海》还较年轻，对剧本创作的艺术技巧，还理解和运用得不够成熟。但《战上海》是国庆十周年献礼片，有重要历史影响。他后面写的《将军志》《宣传队长》等剧本，技巧上是比《战上海》要成熟，但历史影响不会超过《战上海》。

采访中，柳特还向我介绍了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情况。他说：小胡，你在文工团办了十年黑板报。但我要告诉你，你办的黑板报没有我办的黑板报水平高。中国水平最高的黑板报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国水平最高的黑板报，就在中国监狱中！提篮桥的黑板报比你们文工团黑板报水平高多了。监狱长听说我是电影《战上海》作者，就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负责一个楼面黑板报。我对监狱长说：我可以负责黑板报稿件，但你要给我配写字人才和绘画人才。监狱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监狱长给我配了一个教书法和一个教美术的教师，他们都是刑事犯罪被判的刑。为我们工作方便，监狱长把我们三个人分在同一个牢房内。我负责写稿，他们两个一个负责抄写、一个负责美化。一般犯人都要担任一定数量“扯纱头”等劳动，分配我们的劳动量就较少，因为我们要出黑板报。我们一天到晚就琢磨，就是怎样把黑板报出好。出黑板报水平高，我们在监狱中地位也会高。我后被获准可到各牢房采访相关人员。这种采访能听到的故事，是监狱外听不到的。文艺创作要寻找故事，如能到监狱中采访，一定可找到很多生动题材！我在监狱中，一面采访黑板报稿件，一面积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情况素材。我出狱时，我的被子中夹带了大量采访笔记。我想，有一天我会用到这些素材的。

我好奇地问他：你在监狱中，知道不知道林彪九一三事件？柳特说：监狱中不向犯人传达中央文件，林彪出事，他并不直接知道。但监狱中有《人民日报》，他常把《人民日报》从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他在1971年11月左右，发现报纸上有批判林彪说过的一些话，比如“突出政治，一通百通”等受到批判。柳特想：谁敢这样大胆，怎么批林副主席说过的话？难道林彪也被打倒了？他心里隐约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不敢多想。报纸上很长时间没出现林彪名字，监狱长曾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受了冤枉？柳特说：没有。监狱长又问：如果放你回南空去，好不好？柳特又说：不好，坚决不回去！监狱长说：为什么呢？柳特说：我在这里，是个人，我在南空，不被当人。柳特当年在南空挨批斗，多次受到残酷殴打。

柳特回忆他出狱情况，讲起来是历历在目。那天一早，监狱长通知柳特去他办公室，说要柳特准备一下，等会儿有人来接他。他虽有一定思想准备，在盼望这天。但真到这时，他反不急了。他在想，这是凶，还是吉？回监房，他只是把那些采访稿纸悄悄卷到被子中，没整理其它东西，也没有和同室其他人说。过了一会儿，监狱长来叫他了：“哎呀，你怎么坐着不动呢，不是说让你准备出狱吗？”同室的人都很吃惊，提前出狱，这样大的喜事，柳特怎么回到监房说也不说，而且动也不动。其他人要帮他整理行李，柳特没让他们帮忙，他自己匆匆卷起铺盖，因铺盖中有采访稿子。其它所有东西，他都不要了。他和同室人一一握手说：“剩下的东西你们分了，好好改造，外面再见！” 同室狱友眼圈红了，但柳特却特别平静。

柳特扛着被卷跟监狱长到办公室。看到办公室坐着两个上穿便衣、下穿空军军裤的年轻人。柳特一看，并不认识他们。他们没带枪，也没戴手铐。柳特很想他们会说：“你受冤了！现代表南空党委宣布：你被平反出狱了。”但两个年轻人什么话也没说，他们好像和监狱长是老熟人样子，很随意地和监狱长握手言别：“那我们走了。”他们起身要走，柳特却站在那里没动。他想：“我不认识你们，凭什么要我跟你们走？”两个年轻人已快走出办公室，监狱长发现柳特没跟他们走，也很随意地说：“老柳，你跟他们回去了，他们是来接你的，手续都办完了。”柳特犹豫了一下，就伸手试着跟监狱长握手。柳特知道：监狱管理人员不和犯人握手，如这次回去还要重新判决，监狱长不会同我握手。结果，监狱长很热情伸出手来说：“我们是老朋友啦，欢迎你以后有空到上海来出差，要来看看我啊。”

柳特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到有关管理部门领回他入狱时保管的部分财物，就随他们上了一辆军用北京吉普。一路上，两个年轻人还是没同柳特介绍情况。柳特在想：这个车要开到哪里去？出长阳路提篮桥监狱大门，是往右转？还是往左转？右转可能去北站，那就是要乘火车回南京。左转，很可能是去四平路驻沪空军驻地。他们两人是上海部队的，还是南京来的？

车子出了监狱大门，是往左转，这是上驻沪空军驻地。那里有招待所，也有看守所。他们送我去哪里呢？结果，吉普车在招待所院子中停下，年轻人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钥匙给柳特说：你的住房已经安排好，这是你的钥匙，我们住在你隔壁，需要什么找我们。柳特这时心中在问：我这是自由了吗？他看着招待所院子中的绿树在想：今天早上起床还在监狱中，看着监狱窗外蓝天在想：人到那了一片蓝天下，能看到一片绿叶就是自由了。而现在，绿树就在自己的身边了。

两个年轻人上街去了，柳特仔细看了周围，甚至跑到四平路上看了一看，周围确实没有任何埋伏人员，人们都在平静地过着各自的生活。他身上有入狱后他爱人寄给他的钱，出监狱时，这些钱都还给他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招待所小卖部买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练习本，回到招待所自己的房间中，开始写他出狱后第一天的日记……

以上是我1982年“八一”前夕，对柳特老部长采访的主要内容。

我于1983年3月调到上海空军雷达兵某部工作。那次采访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柳特。我曾有几次机会出差到南空，每次都想去看柳特。第一次没去成，我的好朋友、也是柳特非常信任的南空创作员二王（王玉彬和王苏红夫妇）告诉我：柳特儿子柳冬冬病重，柳特谁也不见。第二次又没去成，二王又告诉我：他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你现在不宜去看他。第三次去南京时，二王告诉我：柳特已走了，你最后没见到他，也不要太遗憾，这样在你记忆中，还能保持一个对他的良好印象，你若见到他最后的样子，或许反而会很难受，会破坏了你对他的美好记忆。

我这里写的对柳特的回忆，或如二王所说那样，都是些美好记忆，和其他人对柳特印象可能不太一样。但我能想象，柳特的倔强性格，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会过得非常孤独。但不管怎样，柳特是个有才华、有性格、有贡献的部队文化工作者！别人怎样评价他，我管不着，但我不能忘记他，我要写出我自己记忆中的柳特。

2010年春节假期，我就在写这篇柳特回忆录中不知不觉过去了。我也马上要从部队退休。但我认为，退休，绝不是孤独生活开始，而是我新的歌唱生活开始。歌唱，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同年龄的人，在歌声面前是平等的。中老年人的歌唱，歌声中没有什么潜规则成分。我退休后，将会去唱更多的新歌曲。现在我要搁笔了，要去为新的歌唱而准备！

最后，附上两张柳特照片。我找不到正规的柳特照片，下面是两张不正规的照片。一张是1975年4月柳特和南空文工团人员的合影，我对局部作了放大处理：

合影第二排正中是南空文化部长柳特。

这是把集体照中柳特画面的放大。

第二张照片是从电影《战上海》视频的屏幕拷贝下来的：

柳特在电影《战上海》中客串演国民党传令官。我军指挥员问：“你以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敌传令官（左一，柳特扮演）立即回答：“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这小角色这句简单台词，当时给电影院带来一片欣然笑声。这笑声可证明：《战上海》电影没美化敌人，而是歌颂了我军的强大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010年2月21日首发于《中国军网》《胡金海博客》）

又找到一页柳特亲笔赠言，日期“九月卅日”是1980年9月30日。柳特离休不久我去看过他一次，并请他为我题写了这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