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战上海》作者柳特（1）

胡金海

又要过春节了。我忽想到，把三十年前自己在南空文工团一些录音磁带，转换成电脑的音频文件。我找出尘封了多年的卡式磁带和录音机，心中疑问：这些磁带还能放出声音吗？

那台老式录音机还能转，磁带信号很弱，勉强能听出：“请听男高音独唱《我为祖国献才华》，柳特作词，姚世奇作曲，胡金海演唱，管弦乐队伴奏，指挥马其林……”啊，这是我在文工团录的最后一首歌，伴奏请了江苏省歌舞团管弦乐队，指挥也是省歌舞团的。这首歌八十年代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当时北京/上海十三/十四次特快列车广播室的音乐节目，也选用了这首歌。

我用电脑音频线一头插入录音机输出端，另一头插入电脑声卡输入端，通过Cool Edit软件把磁带中微弱的声音信号转录到电脑硬盘上。经Cool Edit“去噪”“激励”等处理，很庆幸，录音虽有点失真，但终于能听清了。三十年前歌声从电脑音响中缓缓传出，往事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让我又想起了这歌的词作者柳特。

我1970年因声乐特长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空政文工团（当时叫南空宣传队）任男高音歌唱演员。特招我参军的南空文化部门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柳特的对立派。柳特，是电影《战上海》作者。我小学读过《解放战争回忆录》中聂凤智中将回忆录《上海激战三昼夜》，也看过电影《战上海》。参军后我才知道，聂凤智是南空的司令员，因和当时南空政委江腾蛟“路线不同”，被打倒了。

我当新兵时，文工团老同志告诉我：原南空文化部部长柳特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后逐渐知道：柳特出事主要是跟了聂凤智，坐牢罪名是因写《战上海》电影引起的。他写《战上海》时，先写了剧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心理活动分析笔记。“文化大革命”动乱时，造反派在柳特家抄出他的创作笔记，把笔记中描写《战上海》反面人物心理状态的分析笔记说成是“反共日记”。虽大家知道这是创作过程中的反面人物分析，但别人都没这样写过，又没人为他辩护，他这些白纸黑字成了他“反共”的“定罪物证”。

参军前我就喜欢文学创作，一进军营听到这事，很受震撼。以后我在军队的文学创作中总写诗歌而不写小说剧本，总写正面人物而不写反面人物，这件事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副司令周建平等，都被定性为“林彪死党”。南空领导班子发生变化。柳特出狱获平反，重回南空文化部任部长，南空文工团的领导班子也多次发生了变动。

我相识柳特并非始于友谊关系，而是出于对立状态。1980年南空文工团开展了一次“反不良倾向”。这类思想教育活动，当时在文工团每年都会搞一下。而那次活动的重点是要整歌队，说文工团歌队中有个反柳部长的“三人小团体”。

这个“小团体”为首的，是我当新兵的副班长、男高音独唱演员裘志明。文化大革命中全军文工团都叫宣传队，宣传队下设分队（营级），分队下设班（连级）。我当新兵分配在南空宣传队二分队四班。班长朱慧芬，是南空文工团最著名女高音独唱演员。六十年代空政歌剧团排歌剧《江姐》，朱慧芬被借到空政歌剧团演江姐，是毛主席观看《江姐》时扮演江姐的演员之一。她主要负责四班女演员的管理。四班男演员，主要由副班长裘志明负责管理。裘志明，杭州人，文革前就参军，原是航空兵某师有线通讯连的技术尖子，文革中是沈空的空一军宣传队独唱演员。1970年南空文工团重建时，他作为部队优秀独唱演员，才被选调到文工团。柳特是1966年“文革”初在南空挨整，而当时裘志明还在沈空，根本没参与过任何整柳特事件。裘志明是我入党介绍人，也是南空文工团重建后一直排在第一的男高音独唱演员。我新兵时学叠被子、打背包、走队列，一直到野营拉练站岗等，都是他手把手教我的。他成了“三人小团体”之首，我和班里另外一位男演员苗林起，也跟着成了“三人小团体”成员。

苗林起，唐山人。他到文工团时间不仅比裘志明要晚，比我也晚。我们三人和文革中文工团造反派整柳特都没任何关系。苗林起年龄比我大，生活阅历也比我广。他不仅是民歌独唱演员，更是幽默大师。我在四十年军队文化工作中，接触过数以百计的部队演员，但没见过在幽默语言运用上能超过苗林起的。可惜至今也没语言研究者去总结一下苗林起语言中幽默的特点。他九十年代退役后，凭幽默语言特长，成了南京最有名的婚礼主持人之一。上海杭州等地战友孩子婚礼，也常会请苗林起主持的。苗林起当时不仅是歌队活宝，也是全团活宝。文工团常到华东各地演出，一路上只要有苗林起同行，旅途就会笑声不断。南空文工团曲艺队有李艺（后调空政歌舞团曲艺队）、常祥霖（退役后在中国“曲协”工作）、丁力行等不少舞台语言表演活宝，但在团内最受欢迎活宝却是歌队苗林起。只要苗林起开口讲笑话，大家都会笑个不停。

苗林起说笑话，大多根据实际生活现编。为引发笑料，他说话经常借题发挥“出包袱”。举个例：南空文工团当时要求歌唱演员能歌能舞，歌队演员和舞蹈队演员一样练形体，也同舞蹈队一样发练功服。一次练功后，歌队队长郭华说：为节约经费，今后打算不再给歌队演员发练功服。苗林起当场甩了个包袱：“经费紧张，今后不买练功服，就买窗帘吧。”大家一下不明白：买窗帘代表什么意思？紧接着苗林起抖响包袱：“男女分开，拉上窗帘练功。”“哈哈哈哈——”排练场上笑翻了，连郭华队长也跟着笑。

问题就出在苗林起说话爱“出包袱”。在某次演出途中，他把文化部长编进包袱。当时人们对领导非常敬畏，很少有人敢拿领导说笑。苗林起的话被人添油加醋传到柳特那里。经一段时间发酵，终于引发出歌队反“三人小团体”事件。

被圈进“三人小团体”，是我当兵四十年生涯中遇到的一次较大危机。当时，我已做好被转业准备。我虽和裘志明和苗林起在一个班生活，关系也不错，但我从未和裘志明苗林起议论过柳特部长，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裘志明对苗林起议论过柳特部长。我常和文工团创作组王玉彬、王苏红、熊丹戈、薛锡祥等聊天，如果裘志明批评我和创作组的人有小团体倾向，我还能服气，说我和裘志明和苗林起搞小团体，我们本来就是组织上安排在一起的一个团体，还需要搞小团体吗？我从来没说过柳特任何坏话，把我说成反柳特“小团体”成员，这是下面有人在搞“株连罪”。我认为，柳特部长是不可能要下面人这样整人的。

我是个普通歌唱演员，和文化部长隔开分队、歌队、文工团、文化部好几级组织，一般没机会向部长做解释。我决定为自己辩护，也为裘志明和苗林起辩护。在歌队“思想帮助会”上，我反对无限上纲，并和个别领导当面顶撞。我把矛头对准写揭发信事件，我说：仅仅因为歌队有一个演员在演出途中说了一个不太妥当的“笑话”，揭发信不写给歌队的党组织、也不写给文工团的党组织，越过两级组织，直接写到文化部，这本身就是非组织活动，是挑拨离间。当时同情我的人不少，“帮助”几乎进行不下去。我的举动和文工团出现阻力情况被反映到文化部，柳特部长亲自来到了文工团。

难忘柳特部长第一次和我谈话情景。柳特部长到我宿舍，让文工团陪同领导都暂时离开，说要和我单独谈。我知道，这是我人生一个关键时刻，我未来命运将被这次谈话所决定。对“三人小团体”事件，我没再为自己辩护，只说一句：部长，文工团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我们落后了，人家台湾邓丽君都已打上门来了。接着，我拿出两本手抄《胡金海创作歌曲集》，集中有我写的《邓丽君，让我们一起歌唱》等歌。文工团领导批我时，并没说我有谩骂部长言行，而是说我“表现狂妄”，狂妄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在歌唱的业务方面。当时我写歌热情很高，写了不少别出心裁的歌，有人把我“想和邓丽君一起歌唱”当笑话传，我干脆把这问题向部长说破。我把我写的歌曲直接拿给柳部长看。我想，柳特写《战上海》挨整，我今天也因写歌挨批，我感觉部长在了解情况后会同情我。

柳部长拿着我的创作集，十分认真地看。我看他真有耐心看我作品，于是又拿出我的日记，向他当面汇报我个人《五年赶超邓丽君》计划。计划中说，今后我每星期要创作两至三首歌曲，每月录一盒自编自唱录音带，争取五年内录唱六十盘盒带，先从政治上和数量上压倒邓丽君，以后再从艺术上超过邓丽君。当时我订计划已两个月，创作了二十多首歌曲，并已录唱了两盒磁带。

看柳部长有兴趣，我当场又把两盒磁带给他播放了。柳特和我第一次谈话用了很长时间。他耐心听完我创作歌曲录音，也根本不谈“三人小团体”问题，而是仔细指出我歌曲创作不足。

他说：“你歌曲创作思路很开，题材很广，有些专业创作人员写作的生活面，也没有你拉得这样开。但你的歌曲，只是在大胆提出问题，并没找到回答问题的答案。你还要深入思考下去，应在歌曲创作过程中，回答你提出的那些问题。”

对他这样的从创作高度进行的文艺批评，我当时很服气。对我那首《邓丽君，让我们一起歌唱》，他也没嘲笑我，而是认真地说“如果邓丽君是一般歌手，你这样写也可以。”接着他问：“你知道邓丽君背景吗？”我说“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不怪你。邓丽君背景是很复杂的，所以，你不能直接指名道姓唱她。你歌曲实际是唱祖国统一，如歌名改成《台湾姑娘，让我们一起歌唱》，我看你这首歌也可唱。”我马上说：“谢谢部长指教，我一定修改。”

谈话最后，柳特对我说：“小胡，我看你很有才，放在文工团当演员有点可惜。”我当时马上表态：“我听领导安排，愿到部队基层去锻炼。”我在文工团当了十来年男高音独唱B角，替补上台去独唱的机会较少，也想换换环境。如领导真能用我，我很想到部队基层去重新开始建立事业。

在柳特和我谈话后两三天，我被文工团团长姚世奇叫到团部。我进办公室一看，柳部长也在。柳部长说：“我上次说你在歌曲中没回答问题。光说你，这不算本事。现在，我也写了一首歌词，我的歌词，是要回答你在歌曲中提的那些问题。”

我一看，柳特的歌词用钢笔写在两张方格稿纸上，题目是《我为祖国献才华》，采用ABA曲式。歌词全部内容如下：

祖国的沃土培育我生根发芽，

人民的乳汁哺育我成长壮大，

革命的先辈们为我创建新中国，

悠久的历史留给我灿烂文化。

古老的祖国啊，

我还能向你希求什么？

新生的祖国啊，

我愿为你献出才华！

我愿化作科学花，

求助天女遍地撒，

花雨纷纷从天降，

累累硕果献四化。

我愿化作神采笔。

装点江山飞天涯，

饱蘸长江黄河水，

绘成人间最美的画。

祖国的沃土培育我生根发芽，

人民的乳汁哺育我成长壮大，

革命的先辈们为我创建新中国，

悠久的历史留给我灿烂文化。

古老的祖国啊，

我还能向你希求什么？

新生的祖国啊，

我愿为你献出才华！

当我还在琢磨这歌词，柳特就讲开了：“小胡啊，光在歌曲中提各种各样问题这不算本事。写诗发个牢骚，说个怪话，有怀才不遇的想法，这都不算本事。有本事，要自己写出答案来，回答自己提的问题。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可不满意的？你看这首歌词的回答：祖国给了我们生命，人民养育了我们，先烈为创建新中国已经牺牲了，历史留给我们这样灿烂的文化。这就是我寻找到的答案。我们应问问自己，我能向祖国要什么呢？答案就是这句话：我只有把自己才华献给祖国的理由，没有埋怨祖国的权利！歌词中间八句，是浪漫主义的想象，是我为祖国献才华这个答案的延伸。中间这段可用三拍子表现，唱的是热情。最后一段再回到凝重的思考上，要唱得有气势。再问我们自己：我能向祖国需求什么呢？结束在：我愿为祖国献才华！”

我知道，他不仅是在回答我问题，更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此生受到的冤屈极大，他从冤屈中走出来。面对组织安排、面对祖国需要，还要用自己积极的文艺创作行动，继续来为祖国献出才华！他这首歌词，语言上通俗易懂，很有音乐韵味，符合歌词创作各方面要求，但思想内容很深刻，当时社会上还没出现过类似歌词。柳特这歌词的磅礴大气，既是邓丽君歌曲中找不到的，也是我歌词中没有的。我感觉到自己差距，也被柳特才华及思想境界所感动。

文工团团长姚世奇是搞音乐创作出身，他当场表态说：他已想好了旋律，要亲自为这首歌词谱曲。姚团长还说：这首歌的演唱，声音上需要有大的气势，胡金海的声音，比较适宜演唱这首歌。

柳部长说：你们文工团具体安排吧，要把这首歌推向社会去，想办法到电台去播出。八十年代初，民间电视机还很少，影响最大的是广播电台。不久，姚世奇团长把歌曲谱好，为增加伴奏气势，还特意请了江苏省歌舞团管弦乐队伴奏。在南空文工团历史上，本团创作歌曲请江苏省歌舞团管弦乐队伴奏很少有。乐队配器我记得是请省歌舞团创作组沈幼潜修改的。沈幼潜家也在雍园，和我们文工团斜对门。七十年代我向沈幼潜借过苏联斯波索宾《基本乐理》《和声学》等书，后我又介绍我团钢琴手丁美训和手风琴手谢梅村向他学过和声。文化大革命时，各种音乐学校都停招，业务学习主要靠个人关系。当时要跨团进行合作，只要有正当理由，通过盖公章的介绍信进行联系，有领导同意即可，一般不付费。

《我为祖国献才华》谱曲后，用钢琴伴奏排练视唱。文工团内部曾有多人参加选拔性试唱。最后柳特和姚世奇认为：还是男声独唱较适宜。由于歌曲音域较宽，有些高音咬字较难，最后定下由戏剧男高音独唱。很荣幸，我被选上担任这首歌独唱。

录音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进行。事前我同伴奏的江苏省歌舞团乐队没有合过乐，这也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由大管弦乐队伴奏的独唱。三十年前，我对自己演唱音量很自信，认为自己音量属中国少有的大乐队也压不住的戏剧男高音。我一直期待有机会和多管乐队“对吼”。现在，机会到了。当时录音不像今天这样和乐队分轨录制。录音时也不戴耳机，和乐队面对面。我面前有个录音话筒，乐队也有几个录音话筒，但都不带扩音，唱和伴奏一起录，由隔壁控制室录制人员控制音量。

录音一共完整唱了两遍。由于录音棚反射声很小，我总想让自己声音能凌驾在乐队上面，每一句都唱得很响。两遍录音唱到最后，我都感到声音有点疲劳，我对自己声音不太满意。但第二遍唱完时，想不到省歌舞团乐队伴奏同志都给我热烈鼓掌，负责录音的同志从隔壁进来说：“很好，很好”。我提出：“最后这高音好像很紧，是不是再单独录一下最后一句？”负责录音的同志说：唱得很好，有问题他们会做技术处理。《我为祖国献才华》录音就这样完成了。

《我为祖国献才华》歌曲在江苏电台播出后，我命运也变了。先是文工团小道消息传，胡金海受柳特赏识，要调文化部工作。我的好朋友也有劝我：政治部很复杂，还是在文工团当演员好。我当时态度是：临时帮忙不去，要有调令我就去。

1981年3月，南空干部部的调令到了文工团，调我到南空文化部工作。从此，我告别了部队文工团的演员生涯。

（2010年2月16日首发于《中国军网》《胡金海博客》）

未完，请看续文：《回忆<战上海>作者柳特（2）》